有限税收的制度期待

来源：赣州恒企会计培训学校时间：2022/6/22 11:52:21

就质量而言，“无限税收”则意味着，国家可以横征暴敛，可以对每一个民众财富的征收不仅可以是强制粗暴的，不受任何约束的，而且可以是不讲理的，无须尊重每个纳税者税收意志的，也就是可以任意剥夺纳税人权利的，包括天赋税收权利的。

与此相反，“有限税收”则一方面意味着，国家对每个纳税者财富的征收是有一定的数量规范或比例约束的，至少不是全部征收和占有每个纳税者的财富。另一方面意味着，国家对每一个民众财富的征收虽然也是强制性的，但这种强制是经过每个纳税人同意的，而且这种强制是任何一个优良税收治理体系所必须的，同时也是受约束的，讲理的，也是尊重每个纳税人税收意志的。

其实，“有限税收”也是一种现实的税制运行状态，并会呈现为多种多样的形态，任何税制不可能不受一点约束和限制，只是这种限制和约束，有些是人为的，有些是客观条件要素。就数量而言，一方面，绝大多数国家名义欲征的税收与实际征得的税收之间，都存在一定差距，不可能完全吻合。而且，欲征的税收数额预想，会大于实际征得的税收数额。另一方面，纳税者已交的税收，也与其应交的税收，大多存在一定的差距，即已交的税收，往往小于应交的税收。这一差距说明，“有限税收”是一种现实的税制运行状态。事实上，如果仅就有限性而言，也不存在“无限税收”，“有限税收”与“无限税收”，只是相对而言。不过，这仅仅是“有限税收”的表层含义。

“有限税收”的深层含义在于，国家征税的权力是受一定的有效制度制约、束缚、监督的。换句话说，国家征多少税，征什么税，在何处合适征税，在哪个环节征税，以什么税率征税等等重大问题的决策，都是受制约的，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、主观任意决定的。或者说，这些问题的最终决定权是掌握在一个人、几个人、少数人的手里，还是掌握在多数人、全体人的手里?

这样，一个税制的有限程度也就依次为：一个人掌握和决定，反映和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税收意志，其有限性无疑最小;几个人掌握和决定，反映和体现的是几个人的税收意志，其有限性次之;少数人掌握和决定，反映和体现的是少数人的税收意志，其有限性再次之。而多数人掌握和决定，反映和体现的是多数人的税收意志，其有限性较大;全体人掌握和决定，反映和体现的是全体人的税收意志，其有限性最大。由此可见，“有限税收”的“有限性”问题，也就转化为税权的民意基础广狭问题，也就是税制的政体基础问题。

一个人掌握并决定的税权，反映和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税收意志，其政体基础是君主专制政体;几个人掌握并决定的税权，反映和体现的是几个人的税收意志，其政体基础是寡头政体;而多数人掌握并决定的税权，反映和体现的是多数人的税收意志，其政体基础是共和政体;全体人掌握并决定的税权，反映和体现的是全体人的税收意志，其政体基础就是民主宪政政体。

显然，现实存在的税制，就其民意基础而言，都是一种“有限税收”，区别仅在于，有限性程度的差异。君主政体下的税收有限性最小，反映的仅仅是君主一个人的税收意志，。因此，最易横征暴敛，接近“无限税收”，从而最大限度地背离税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终极目的;寡头政体下的税收有限性较小，反映的仅是少数人的税收意志，比较容易背离税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终极目的;共和政体下的税收有限性较大，较易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税收意志，比较容易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;民主宪政政体下的税收有限性最大，因此最能反映所有民众的税收意志，最易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。也因此，君主政体下的税制极恶，有限性最小，寡头政体下的税制次恶，有限性较小，共和政体下的税制次优，有限性较大，民主宪政政体下的税制最优，有限性最大。

另外，就税制是征纳税人之间的一种权利与义务规范而言，税权的民意基础大小，也决定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规范的优劣。民意基础越大，表明这种税制反映和体现的纳税人的税收意志越大，就越有助于实现税收终极目的，越容易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;相反，民意基础越小，表明这种税制反映和体现的纳税人的税收意志越少，就越容易远离税收终极目的，减少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。

“有限税收”是最适的税收

就税收治理结果而言，“有限税收”是税收治理的一种现实状态。笼统而言，“有限税收”就是最适的税收。但精确地说，“有限税收”要成为最好的税收，民意基础是根本。民意基础越大，“有限税收”的“有限性”就越充分，越容易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;民意基础越小，“有限税收”的“有限性”就越少，越容易减少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。

就制约税收有限性的制度要素而言，民主宪政制可资借用的制度性资源无疑最丰富，不仅可以从税权授予的源头，通过民主制解决税权合法性的根本问题，汇聚最广泛的广大纳税人税收意志，而且可以通过民主制的周期性“知错改错”机制，避免一错到底的大悲剧产生。同时，又能够通过宪政制的“限权”与“权利法案”制度安排，规避和解决税权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税权滥用问题，诸如“多数暴政”、大面积腐败等问题。而共和制的制度性资源次之，寡头制再次之，君主制最贫乏。

事实上，“有限税收”的“有限性”是与公共理性紧密相连的。众所周知，税收是一种“必要的恶”。“必要的恶”意味着，就其税收过程而言是恶，就其结果而言是善。因为所有税收都是在减少纳税者可支配的财富数量。但是，假如每个人都不让渡一定财富的话，公共服务就无人提高，公共产品就不会有人生产，其结果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最终都不可能最大化。所以，以“小害”——交税，换取“大利”——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，“最大净余额”为正，是一种“理性的选择”。当然，这种选择权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，实际效果是有区别的，甚至大相径庭。不仅仅表现在税收收入多少的数量差异，更表现在税收意志的广狭差异。

对此现象，意大利学者拉菲，曾经通过拉菲曲线定律给予了经典的解释。但拉菲仅是从数量关系切入，探讨税率高低与税收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规律，并未涉及税制的根本问题，也就是自由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。试想，如果一种税制的税率是经过全体纳税人的同意的，大家都愿意以一个比较高的税率交纳税收，并且自觉遵从税法，无疑这种税制征收的税款肯定很多。相反，如果一种税制的税率未经全体纳税人同意，税率仅仅是由君主一个人或几个寡头根据自己的税收意志决定的，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以这个比较高的税率交纳税收，并自觉遵从税法?而且，也不知道这种税制实际能征收到多少税款?就是说，在政体背景既定的前提下，拉菲曲线定律或许也适用，并呈现基本相似的规律性。但是，如果政体背景变了，税制的优劣性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，其功能和作用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

“有限税收”既是一种现实的税收形态，也是最好税收的必要属性。没有“有限性”的差异，也就不会有税制优劣的差异。优良税制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“无限性”，也就是“税权”的无限性，不受监督性与束缚性。税权的这种“无限性”，一方面表现为税权授予民意基础的狭窄，另一方面表现为税权使用过程中的随意性与主观性。没有税权民主授予的制度保障，也就不会有税权合法性问题的彻底解决，也就不可能给税权套上结实的缰绳，让它按照全体纳税人的税收意志去行使。同样，如果没有税权使用过程中监督机制的有效保障，税权随时都可能被滥用，导致大面积的腐败，背离税收治理的终极目的，减少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的利益总量。